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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到万家》 小人物的生活逻辑******

　　在将于大年初一播出的2023北京台春晚上，《幸福到万家》主创将再聚首，唤起观众对这部曾经在北京台热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又一波回忆。这部新时期的“秋菊打官司”没有《山海情》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也没有《乡村爱情》的强大阵容和宣传造势，为什么却能被首都观众所接纳？究其原因，是片中折射出的小人物的生活逻辑引起了广大首都电视观众的共鸣，把温暖的现实主义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温暖的现实主义首先要体现生活的逻辑

　　2017年10月，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部极具老北京特色的电视剧《情满四合院》，立即引起了广大电视观众的热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温暖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从此，“温暖的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越来越为影视界所接受。

　　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是都市情感剧、家庭题材剧一直以来都是电视剧作品的主流，尤其是一些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最容易引起广大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情感共鸣。有资料显示，2018年央视及各大卫视收视排名前30的热播剧中，都市情感、家庭题材占比最大，占到33%。另外，电视剧网络播放量前50的作品中，都市情感剧集占比最大，占到36%。其实，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一直就有，之前的《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父母爱情》、《温州一家人》以及2022年上半年北京卫视热播的《鼓楼外》等也都属于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至今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反映时代的主题、引起观众的共情之外，温暖的现实主义作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因小见大地演绎生活的逻辑，比如《情满四合院》表现出的“远亲不如近邻”、《鼓楼外》表现出的“冤家宜解不宜结”以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表现出的“生活要靠自己努力”等等。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么如何体现“来源于生活”呢？其实就是要通过作品体现生活的逻辑。而《幸福到万家》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体现了小人物的生活逻辑。

　　《幸福到万家》看似是一部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剧中反映的生活场景离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有点儿远，但是片中展示出的小人物的生活逻辑，比如女主角何幸福的“较真儿，认死理儿”、勇于挑战不合理的“生活常识”等等，却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因此，这部作品才能如此牵动观众的心、引起观众的思考和共鸣，而没有城市或者乡村的差别。

　　“认死理儿”是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何幸福作为剧中女主角，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凡事都“较真儿，认死理儿”的劲头，从开头因为低俗的婚闹而执意为妹妹讨说法，到因为征地问题与万家集团对簿公堂，再到为了找到水尾村儿童患病原因而私下调查污水处理厂排污问题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她的鲜明个性。虽然，她为此吃尽了苦头：家人的不理解，村民的白眼和抱怨，甚至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城市闯荡，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认死理儿”的执着劲头，才有了她后面的幸福生活。

　　看到这里，观众恍然明白，“认死理儿”其实就是一种质朴的执着精神，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流传多年的婚闹陋习在万家庄被禁止；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万家庄的当家人万善堂才会认识到即便自己一心为民，也要讲究工作方法；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一个农村姑娘才能赢得一个外籍跨国公司高层的欣赏，从而打开了小律所的发展之门；正是因为有了她的“认死理儿”，导致水尾村众多儿童离奇患病的幕后原因才能被最终查清，从而保住了万家庄的一片青山绿水。

　　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执念，都在一定程度上“认死理儿”。比如，万善堂作为万家庄的领头人，虽然看似霸道，但是他一心为民，“从来没欺负过任何人”；律师关涛也有自己“认死理儿”的地方，那就是坚守律师的职业道德，坚持“法律不是用来挣钱的”。所以，当何幸福们的“认死理儿”一次次地呈现在荧幕之前时，我们的内心也一次次地共鸣了。

　　生活的“常识”未必是真理

　　除了“认死理儿”，《幸福到万家》展现的另一个生活逻辑就是：许多所谓的“生活常识”其实未必是真理，要像何幸福一样勇于挑战不合理的“生活常识”。比如，低俗的婚闹是现实生活中经常能遇到的现象，很多人都在批判这种现象，但是遇到了也无可奈何。剧中，何幸福面对低俗的婚闹坚决抵制，身边无论是村民还是亲友都非常不理解，认为婚闹是多年传下来的习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识”了，很正常，没必要大惊小怪。但是何幸福认识到这一陋习是不合理的，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伤害，坚持讨要说法，最终凭一己之力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实现了婚闹陋习在万家庄的明令禁止。

　　再比如，万善堂是万家庄的领头人，也是万家庄走上发展之路的大功臣。虽然万善堂存在工作作风霸道、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毛病，但是所有村民包括何幸福的公公婆婆和丈夫都习以为常，认为这都是正常的，似乎也是应该的。只有何幸福不这么理解，她坚持人跟人都是平等的观点，在征地补偿、王庆来被踢等事情上坚持己见，甚至不惜对簿公堂、向上级写投诉信。她用自己的执着勇于打破不合理的“生活常识”，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还社会以真理。

　　生动刻画小人物的生活逻辑，《幸福到万家》又一次奏响了温暖现实主义的时代旋律。

　　文/马银平

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