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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小众特色预制菜更受欢迎******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露、文静、许晓芳

　　“省时又省力！今年过年年夜饭打算购买预制菜，回去简单加热或者翻炒一下就搞定！”市民王女士在线下商超的预制菜货架处挑选多种预制菜产品。随着预制菜的品质不断“在线”，预制菜逐步受到了市民认可。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4196亿元，同比增长21.3%，预计2026年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10720亿元。专家分析称，预制菜将在今年年夜饭的市场表现有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意味着中国的预制菜市场已经进入产销两旺的阶段，不过预制菜还面临食品还原度等问题，未来更加关注如何在消费端倒逼预制菜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

　　走访：品质“在线” 一二线城市预制菜“上桌率”更高

　　“今年预制菜的品质‘在线’”，市民何小姐告诉记者，“年三十”的年夜饭打算在家里吃，最近就点了一家品牌的预制菜，尝过后家人感觉不错，决定“年三十”再买一份，作为年夜饭的“硬菜”之一。

　　据生鲜平台公布的调研结果显示，有五成以上的用户会使用预制菜，在北京、上海等追求快节奏的一二线城市，预制菜的“上桌率”更高。其中，“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的受访者比例为32%；有21%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套餐礼盒，多为送礼，或最大限度减少做菜负担和失败风险。

　　预制菜逐步受到了市民认可。身为“老广”的何小姐表示，相比之前的预制菜，现在的预制菜许多都会列出里面的菜品内容，买的时候就更清晰了。之前买的6人份预制菜是499元，有虾、海参、蚝豉等，尽管价格不便宜，但分量、口感和味道都可以，性价比不错。

　　“越难处理的食材，其对应的预制菜接受度越高。”盒马3R商品中心总经理田鑫表示，糕团、点心、大海鲜、整块大肉都是消费者青睐的品类。

　　如何呈现一桌令全家满意和期待的年夜饭，一直是很多家庭春节最大的“难题”。今年，沃尔玛推出“整席解决方案”，联手全国18家南北餐饮名店，从松鹤楼、眉州东坡，到上海老饭店、聚春园，到旺顺阁、陶陶居……多道招牌菜以高品质、高还原度复刻到顾客餐桌上，满足消费者足不出户、一桌就可以吃遍全国各色菜系的需求。

　　销售：盆菜产品增量较突出

　　“我们销售最好的是四人份佛跳墙盆菜和盐焗鸡。”广州酒家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截至1月14日，预制菜销售同比已有2倍增长，其中盆菜产品销售增量较突出。为应对预制菜的市场火热，广州酒家相关负责人表示，其做好产销协同，以市场为导向做排产计划和原料储备，动态跟踪销售情况以及库存情况并及时与供应链和生产端进行调整，确保新春期间库存充足。

　　广百超市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消费者趋向于居家吃饭，盆菜礼盒、预制菜商品成为一大卖点。记者注意到，近期不少市民前往广百北京路店超市购买年货，预制菜方面，门店超市则以牛、羊排类销售为主，同时新春之际亦上架多款新春盆菜供大众选购，该类别销售同比增长20%。

　　据美团数据显示，糖醋里脊、狮子头、年年有余八宝饭等预制菜销量上升较快，并预计会在春节前7天进入销量高峰。其中，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消费者，对预制菜类年夜饭热情更高。美团买菜平台预制菜相关商品销量同比去年增长400%。

　　去年盒马工坊预制菜的销售额同比增长50%，今年预计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幅。

　　创新：走小众化、合作款 抢拼春节预制菜市场

　　而预制菜的品质“在线”和不断地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这离不开入局预制菜企业的不断创新。“我们不断进行创新，研究出新的产品。”温氏股份下属单位佳味研销中心负责人王晓明接受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主打的功夫系列，针对餐饮客户，他们研发出东南亚风味的香茅鸡；对于北方的消费者，他们开发了麻辣鲜香风味的椒麻鸡，“同时，我们还推出具有广东特色的胡椒猪肚鸡汤、椰子鸡汤等汤品。”

　　随着预制菜普及程度提升，另一方面，线上商家为了抢夺这一市场，走小众化、定制化、与知名餐饮合作等路线。据了解，由于预制菜背后的供应链长且复杂，每开发一道新品，就要搭建一条兼具食材运输、初加工、深加工、组装、包装等功能的完整供应链。春节期间用工难、物流时效差等问题，一些商家倾向于做市场认知度更高、更常见的年菜。“但过年的预制菜，都是花胶鸡、佛跳墙、松鼠桂鱼、狮子头等，消费者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失去消费冲动。”生鲜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有平台尝试走小众路线，研发市场上没有的新品。上述负责人说，“比如台湾、福建等地，逢年过节常见的经典名菜——红蟳米糕，采用时令海鲜红膏蟹及糯米制成，经过改良，变身‘八宝糯米红膏蟹’在我们平台上架。用户买回家之后，在蒸笼上锅隔水加热15分钟，即可解锁一道大餐”。

　　随着年菜预订进入高峰，生鲜平台亦上线年菜专送服务。“春节也正在成为商家展示自身研发、供应链能力的窗口，同时也是预制菜市场的风向标。”连锁经营产业专家、和弘咨询总经理文志宏表示，小众特色年菜取代“套路”商品，也预示着预制菜会进入新的阶段。

　　数据

　　去年温氏预制菜销量是1.9万吨，同比增长15%左右，其中白切鸡的销量最多，其次是盐焗鸡。

　　美团买菜“象大厨”与“大众点评必吃榜”商家合作的相关预制菜，如陶陶居鱼籽干蒸上市不到半个月，单周销售量超过千份，高于北京线下门店一周的销量。

　　岭南商旅集团旗下酒店品牌盆菜备受欢迎，销售同比上涨超三成。热销产品有花园酒店锦鲤礼盒、中国大酒店福喜盈门礼盒、东方宾馆金玉满堂盆菜等。

　　中国的预制菜市场已经进入产销两旺的阶段

　　近两年，预制菜无疑是年消费市场中的“顶流”，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4196亿元，同比增长21.3%，预计未来中国预制菜市场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26年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10720亿元。预制菜行业吸引各品牌入行布局，已步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预制菜将在今年年夜饭的市场表现有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意味着中国的预制菜市场已经进入产销两旺的阶段，同时也说明了C端的预制菜消费正在从被动式消费向主动接受式消费转变。”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接受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时透露。

　　王晓明表示，“现在预制菜市场竞争大，这对我们的产品研究端要求越来越高。得益于温氏全产业链的优势，具有成本、食品安全、品质等保障，预计我们在预制菜的销售还会继续上涨。”

　　朱丹蓬坦言，随着预制菜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其还面临食品还原度等问题，目前并不是所有的菜系都可以去做预制菜或者做好预制菜，“目前国内的预制菜的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初级，进入预制菜赛道的企业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未来更加关注如何在消费端倒逼预制菜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他补充说。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